在无数中国人心里，2008年绝对是最难以忘怀的一年。至深的哀悼和举国的欢庆接连冲击着数亿民众的心灵。阴霾还未彻底褪去之时，一则新闻横空出世，报道了甘肃数十名肾结石婴儿的现状，并将矛头直指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一时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次报道不仅打破了媒体行业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将在信任的神坛上端坐的三鹿奶粉拉了下来，还让简光洲这个名字为大众所熟知，但不久后，记者简光洲也遭遇了一场“毁神”风波。

如今，十五年过去了，饱受三鹿奶粉折磨的受害者们仍然无法走出阴霾，锒铛入狱的三鹿高管田文华也或许即将在2024年出狱。

那么在十五年前，留下一句“理想已死，我先撤了”的简光洲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现状又如何呢？

打破媒体集体沉默，矛头直指三鹿

2008年，甘肃兰州某一医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接诊了十几名患上肾结石的婴儿。不光如此，他们还有着同样的“个头矮小、头大”的特点。

并且这些来自于甘肃不同地区的婴儿还都有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在喝十八元一袋的三鹿奶粉。

新闻直觉格外敏锐的简光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开始着手调查此事。但其实，早在几年前，三鹿奶粉就已经爆出过质量问题。

在2004年，安徽阜阳就出现了“大头娃娃”事件。这导致很多地方的销售企业纷纷开始封杀三鹿奶粉，三鹿遭遇了一次大的信任危机。

当时的田文华亲自带队赶往安徽阜阳，与受害者家属斡旋，再加上当时的网络并不发达，三鹿奶粉的“坏名声”并没有广泛传播，躲过了破产危机。

如果时任三鹿集团领导人的田文华女士能够充分吸取教训，严格把控质量，或许后面就不会有那么多受害者。但遗憾的是，田文华女士只学会了如何进行危机公关，堵住“悠悠众口”。

随后的几年里，不时有人在网络上爆料自己家孩子在喝了三鹿奶粉后，出现了泌尿方面的问题。但并未引起大的关注。在收到了补偿后，家长们也选择了偃旗息鼓。

在多地频发的质量问题之后，田文华及其他领导人并非没有察觉三鹿奶粉的质量问题。早在七月份，他们就将奶粉送去了检验，结果显示，三聚氰胺大大超标。

但面对这种结果，田文华并没有选择召回有问题的奶粉，而是要求各部门对检验结果严格保密。为了利益最大化，他们选择暂时封存三聚氰胺含量在每公斤十毫克以上的奶粉，转而生产液态奶，并且继续兜售含量在十毫克以下奶粉。

就这样，在他们瞒天过海的操作下，许多刚刚出生的婴儿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此时的三鹿集团就像是闪烁着粉色霓虹灯光的苍蝇，炫目的光芒下掩盖着令人生厌的罪孽。

明面上的三鹿集团依旧如日中天，他们是获得过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的企业，他们的奶粉是品质的保证。

因此，即便是有多家媒体察觉出了奶粉存在着质量问题，他们也只敢报道奶粉行业的问题，而不敢点名道姓。

直到2008年九月份，简光洲将自己调查到的资料写成报道刊登在了《东方早报》上。在文章发表之后，三鹿多次联系简光洲，要求其撤稿。简光洲及其所在的报社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简光洲深知此举无异于蜉蝣撼树、螳臂挡车。但只要一想到那些受害的孩子们，一想到他们往后余生都将饱受病痛的折磨，简光洲觉得自己义无反顾。

这篇报道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三鹿集团在群情激奋中破产倒闭，涉事的领导人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其他人也坐了牢。但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足以弥补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婴儿。

饱受赞誉频频获奖，却因杨永信备受争议

可以说，这次毒奶粉事件没有一个赢家，除了简光洲。这次报道之后，简光洲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功莫大焉”、“特英姿雄才耳”等诸如此类的夸奖扑天盖地。而他本人也被认为是中国传媒的良心。

一时间简光洲声名大噪、风光无两，成了新闻界的“神”。但这样的荣誉却让简光洲感到无力承担，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发表了一篇名为《英雄让我脸上火辣辣》的文章。他表示，揭露真相只是他身为一个记者的职责。此后几年里，简光洲依旧在新闻行业里深耕。

2009年，简光洲在实地探访所谓的“网瘾治疗学校”之后，发表了一篇名为《电击治网瘾被叫停后家长有苦要诉》。这篇文章主要讲述的是在所谓的治疗网瘾学校被卫生部叫停之后，各方的反应。

除了有欣喜若狂的，还有一些困惑不解的家长在高喊“谁能治好我的孩子谁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在当时，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

真正引起舆论的是简光洲后续发表的几篇文章，分别是《从“杨叔”到“羊叫兽”》、《“让孩子受电击总比坐牢强”》、《刚来的我只有肉体，杨叔给了我灵魂》、《耿萍：绝望的母亲四次试图杀子》等几篇文稿。

尤其是最后一篇，简光洲遭受到了反对杨永信的人的疯狂指责，在他们看来，简光洲的文章偏向性过于明显，不光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网瘾，而且偏袒杨永信这个恶魔一般的人物。争议过后，简光洲这个曾经的正义之神似乎也走下了神坛。

“理想已死，我先撤了”

盛名之下，简光洲也常常会被猛然袭来的无力感拖垮。当他调查的事件，却因为各种原因只能被压下时，当他感觉到自己辜负了公众的信任时，他常常会陷入心力交瘁的旋涡。

而且出生于1973年的简光洲，在当时已然不是一个年轻人了，“奔四”的年纪却仍然是一个四处奔波、写稿的“小小”记者。这样的现状同样让简光洲感到疲惫。

时间来到2012年，当时的媒体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的内容浪浪潮风起云涌，自媒体逐渐兴起，严重挤压了纸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和光环。

在纸媒上打拼了数十年的简光洲惊讶的发现，自己的薪资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累积，但他的现状却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他并不是孤身一人，妻子、女儿、日渐年迈的父母都是他需要更加努力和不断奋斗的原因。

理想终究还是败给了现实。经过长时间的挣扎，尽管依旧有着很多不舍，简光洲最终还是选择了离职，在微博上留下了一句“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保重”之后，简光洲投身互联网的浪潮，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在离开调查记者这一层身份之后，作为老板的简光洲在大众面前销声匿迹。消失并不会让人彻底遗忘他的事迹，反而引发了很多听起来似乎有理有据的猜测。

当时甚至有人爆料称，简光洲的消失是因为在调查中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承受不住报复而自杀了，这样的猜测当然是无稽之谈。就在2023年九月十一号，简光洲还曾发文称距离三鹿奶粉事件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了。

简光洲纵然离开了热爱的新闻行业，但起码结局仍是光明的。还有很多调查恶性事件的记者的结局令人唏嘘。

比如《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曾力排众议，发表名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文章。文章见报后不久，程益中就被当地公安局以贪污十万元人民币为罪名逮捕，尽管最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但大好前途也毁于一旦。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2004年，深圳报业集团的记者曝光了超高违建、毁山砍树等现象，文章见报之后不久，该记者就频频收到恐吓信，称要用一百万买他的命。

不论在哪个时代，我们都应该对勇于揭露恶行的“吹哨人”保持敬意。正是因其以不凡的勇气和赤诚之心维护正义，我们才不至于成为被温水慢煮的青蛙，在濒亡之际才察觉危险的来临。